关于“去中心化”

在网络上，“去中心化”的观念非常火，例如最近被称之为的网络3.0版的Session、达摩和nostr等等平台的出现给用户带来了久违的自由的感觉，用户不用担心被平台封号或舆论在中心化平台上，即由一家公司控制的平台，如脸书、推特等，被进行技术性操控，当然更不用说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更实施着政治性的操控和打压。
然而，有人将“去中心化”扩展到政治反对运动，认为它必须“去中心化”，本博文希望就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情况进行论述。回看香港的2019年反送中运动，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去中心化运动。运动虽然在不同时刻有不同组织申请游行，然后多达百万甚至二百万人加入游行，但是为什么我们仍说它是去中心化的运动？
1. 暴力的卷入：我们看到抗议者中的多数，他们也都是年轻人，并不顾及运动组织者的原则，因而导致最终，尤其是理大围城发生后，就没有哪个组织去申请游行示威了（虽有疫情的影响，但那是更晚的事件），而且运动组织的声音也不能被听到。
暴力的引进一定会导致运动的消亡，因为政府的军队警察和装备在任何方面任何角度以及人员训练等都远远超过运动参与者加起来的能力，因此，暴力一旦进入运动，它的唯一作用就是政府的直接镇压，而且一定能被镇压下去。而去中心化的运动对此没有办法去阻止。
2. 分散的力量：人们需要抗议往往是因为每个单个的个人无力阻止政府的某个行为或者某个系统的运转，而又无法通过正常的符合法律要求的渠道去阻止或变革，而这时，人们知道只有走到一起去反对，自己的诉求才可以被听到和关注到。香港在2019年以前还算是一个自由的社会，然而，面对政权的政治高压，即使立法会也站到了政府一边，泛民主阵营的立法委员也明显不足以阻止社会走向独裁。这就告诉人们，必须集结起来。
然而，从香港反送中运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民间的集结仅仅是游行示威的那一刻，而其他时候，没有形成任何力量来对抗政权的倒行逆施。其原因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运动组织。香港虽然有一定数量的非政府组织，它们构成了公民社会，但其力量相对香港整个社会之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香港没有办法阻止罢停的抗议，甚至连工作日的时候想组织抗议示威都没有市民参加。
3. 没有行动类活动：由700万香港人组成的城市中，反送中运动的参与者可以达到200万，但却无力实现运动的目标，当然从操作上看，运动的组织本身也出现了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因为在民间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各组织遵循了去中心化原则，因而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团结所有的200万人来进行除言语抗议之外的任何活动。
因此，三不运动认为，成功的反对运动必须是中心化的。原因是：专制政权是高度中心化的，而之所以它可以在极其腐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实现残暴统治，就是因为民间是原子化的，当民间社会的成员处于原子化的游离状态时，集权的政权就可以轻易地以绝对优势去对付每一个单个的游离的个体或微小型组织。只有中心化的组织形成并不断扩大，民间的力量才可能积聚，最终才可能通过强大的集体的抵制行动来变革一个腐烂和破败的社会。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中心化虽然是需要的，但是组织本身的运作却必须要进行变革，组织需要改变传统权力结构的那种运作模式，这样才可能吸引人们加入。有些公众所知的反对组织，往往其组织结构和组织运作与集权政权的一模一样，这样就不会令人看到差别，也无法令人心存希望。因此，从这方面来说，运动组织需要保持去中心化决策的风格，例如组织成员应当代表更广泛的群体，组织决策应当保持去中心化（即，平等的组织结构，和不能只由一个领导人作决定等）。
三不运动目前的组织团队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团队，虽然也遵循去中心化原则，但是，团队也需要扩充，这才能显现其最终所代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