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争议二
2023年4月7日
三不运动所面临的第二个伦理挑战是，身在国外的人因特定原则的约束而不能发起或参与运动，运动必须是国内人发起和主导的，而国外只能够做辅助性的工作。由于这一问题可能是涉及很多人的观念问题，因此，本运动专门就此作出澄清：
首先我介绍一个一分钟的哈佛大学教授的讲课片段，其指出，各压迫性国家政权都会使用一种被学术界称作“智慧型镇压”的系列手段来打击为了主张自由正利（权利）而起来反对它们的统治的人，其中第一个被教授讲到的就是专制政权总是会指控运动的参与者与国外串通，还会配上各种所谓的证据对其镇压对象进行污名化攻击。
1、第一种担心认为“无论多么温和的、非政治性的运动”都会被无情镇压，而如果被冠以“海外反华势力的煽动”，就可能增加国内的参与者的风险。然而正如教授所说的，如果你因为自己的基本正利（权利）而进行毫无攻击性的和平抵抗但却被政权冠以“串通外国势力”的帽子的时候，你就应该直接加入到被污名化的“外国势力”里面去，这样做的原因也正是这个。她说的“加入这个俱乐部”是将”外国势力“的帽子进行幽默化处理的说法。
2、身在国外而积极参与国内运动是否有违伦理
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一场运动不是国内的人为主体，那么运动就无法成为草根组织也无法壮大，同时如果人在海外却鼓励国内的人去从事某些抗议行动，这是有违伦理的问题，因为人在海外是安全的，而国内的风险则无法估量。
这也正是本运动希望澄清的问题。
1）很多人认为“千呼万唤不如街上一站”，觉得上街就是行动，但是在公民抵抗运动中，上街举牌或游行集会都属于言语表达类的战术，中国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使用这个单一战术。但公民抵抗的另一个原则是，言语表达类的战术，尽管其包含上百种不同方式的言语表达抗议，但最终仍然需要用集体的抵抗行动来达到预期效果。
2）什么是集体的行动？就是通过某种集体参与的行为，如共同抵制，来造成社会的某一系统或多个系统甚至所有系统全部运转失灵的结果，典型的方式有罢工和共同抵制。但遗憾的是，这类行为的战术总是要么被认为“软弱”要么被说成是“难以形成规模”而遭到抛弃。正因为中国的所有反对运动都是单一且独立地使用的言语类抗议战术，包括1989年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请愿抗议运动，中国至今没有运动获得成功，而且在被镇压后，其他后起的运动不得不再次从头开始，任何运动都无法基于过去的成果而具有再次启动的基础。
3）正因为所有风险都是基于单一的言语表达类的抗议经验，本运动才更加期待改变战术，即，使用集体的抵制活动，来进行突破性的抗议。而且，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参加抵制的人，其行为可以和不参加抵制的人一模一样，因此，只要数据保密工作做得好，政权无法获得参与者数据，那么，政权就无法针对国内的参与者实施镇压，因为参与者与不参与者无法区分。
4）风险的转移：正因为如此，最大的风险承担者将会是在海外的参与者，因为数据将由海外的活动机构保管，而运动方不可能让数据存于中国境内。因此，一旦运动的战术由言语类的抗议改为行动类的抗议以后，承担最大风险的就毫无疑问地转变了。我们知道政权可以从国外把人引渡回国，但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它也可以在无法引渡时，采取直接杀害的方式。这样的事例发生在不少其他国家的活动家身上。